日志
沱江愚夫
核心提示：1959－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，号称“天府之国”的四川竟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。这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，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/中/央反映真实情况，这场悲剧还会延续一段时间。然而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记得前段时间，北京的痞子文人王朔写了一篇博客骂四川人，有位网易名博的朋友写了一篇博文回应说，北京人最不该骂的人就是四川人。因为，如果当年不是四川人饿着肚子支援北京，你王朔早在1960年就被饿死了！你这是忘本。当时，愚夫就想写一篇有关1960年的文章。
想当年，我母亲是西南政法学院（现在叫政法大学）的首批学员，毕业后在法院当人民陪审员，法院下面有个看守所，看守所有土地，还养有猪，因此法院时不时要分一些喂猪的麦麸，扎了花生油的花生饼，以及牛皮菜、红苕藤等“食品”给干部，否则，愚夫或许早就饿死了。
1960年，中国人面临的现实是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。当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，比“大跃进”前的1957年下降了26%，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四川（注：包括现在的重庆）的情况更加严重，从1959年到1961年，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，1961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231亿斤，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，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。
可是，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“左”路线，对上浮夸虚报，隐瞒实际情况。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，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，几乎相当于前5年外调粮食的总数。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“居全国之冠”的同时，号称“天府之国”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。资料显示，全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共饿死1700万多人，而四川竟饿死了1000万，真是令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
城市也普遍饿饭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有些农村简直就人间地狱，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，犹如猪圈，强壮劳力丧失，剩下孤儿寡母，令人惨不忍睹。一些农户家里什么也没有：没有床，没有被褥，没有锅和灶台，连房子都没有墙，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。
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指手画脚的干部被揪上台，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，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、拆灶砸锅，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，致伤致残，甚至逼死人命……一时间，社队干部被批斗、抄家、逮捕，搞得杀气腾腾。
1961年初，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，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。一些干部积极赞成给中/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，并公推于克书来写。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/泽/东写信，信的署名是“一个共产党员”，为防止查对笔迹、查出从哪里寄的，这封信托人带到武汉寄出。
胡/耀/邦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，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/共/中/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。杨尚昆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。杨尚昆说：“你们怕什么？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，题目是《一字一泪诉川情》，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，国/务/院/办/公厅转给了中/央/办公厅。唉，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，还送给中/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。”廖伯康一听，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。
杨尚昆说：“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，但详情如何，得不到证实。我们要四川报，四川始终未报。我们找民政部问，民政部说是400万。中央不相信，然后又找公安部。公安部是管户口的，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肥皂、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，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，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！公安部查的结果，说是800万。中央依然不相信。但究竟死了多少人，中央不清楚。你说说，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？”廖伯康说：“死了1000万。”
“1000万？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？”杨尚昆问。“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。”廖伯康：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表明，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，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.7万，两数相减正好约为1000万。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，实际上恐怕不止。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，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，到1962年上半年，全国形势都好转了，四川却还在饿死人。
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；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；1962年3月省委传达“七千人大会”精神，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（文件称饿死了20多万，为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县，愚夫曾在评论中写成“荣县”，特此更正），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因全县饿死人太多被判刑。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，别说中央，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。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，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，写成报告上报，结果被打成“三反分子”。
根据这些情况估计，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！但廖伯康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。杨尚昆说：“就是这个数字！”杨尚昆志说：“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？依你看，究竟在哪些政策、工作上出了问题？”廖伯康说：四川主要的问题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“纠编”的政策。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，1959年6月中央下发《关于社员私养家禽、家畜、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》，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，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，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。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文件扣下来了，不准下发。
1961年四川搞了个“新三反”，实质上就是“反瞒产私分”。廖伯康说：事实上，从1959年起毛/泽/东意识到“浮夸风”问题，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，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，可谓三令五申，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，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，抄家抓人。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，搞瞎指挥，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“万斤亩”运动，哪个怀疑哪个挨整。四川饿死这么多人，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。
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，1961年下降到373斤，下降了将近一半！情况已经如此严峻，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，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。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，干部只有19斤，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，一般是老秤的4~5两谷子，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~3两，折合新秤只有1~2两米，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，农民根本就没有。这么低的标准，有的地方还不落实，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。1960年7月1日，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，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。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死人！
杨尚昆感慨地说：“很多情况中央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，口粮定量低。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，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，我哪有粮票啊，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。”
然而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不久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关系看到了于克书给毛/泽/东写的信，于是，开始大范围的追查。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，甚至说你要是再查下去，就查到中央头上了，可他毫不理睬，继续狠批猛斗。
最后，廖伯康被“留党察看两年，撤消党内一切职务”，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；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。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。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；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下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当副经理。直到20年后的1982年，此案才得到真正的平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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